刘世锦：企业家和地方主要领导者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台发动机，不能躺平

专题：金麒麟论坛 · 2024金融新篇章

　　新浪财经2024年会暨第17届金麒麟企业家论坛于2025年1月16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首席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出席并演讲。

　　刘世锦谈到，疫情后我国经济总体上回升向好。2023年我国GDP增速5.2%，估计2024年5%的增长目标还是可以实现的，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中还是靠前的。与此同时，我国也面临着日益增大的总需求水平下降的压力。

　　刘世锦强调，中国经济需求不足不是投资不足，也不是出口不足，主要是消费需求不足，而消费需求不足重点是服务消费不足。因此，他提到，现阶段扩大消费需求，需要找准重点和难点：一、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包括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保、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信等发展型消费为重点的服务消费；二、以农民工为主的中低收入阶层；三、以人为中心，发展权利平等的城市化和城乡融合发展。

　　消费需求结构性的偏差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指出，长期以来重投资轻消费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倾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滞后，这里面是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总体水平偏低，另外一个内部的差距比较大；城市化比重和质量偏低；和收入差距偏大有直接关系。

　　因此，刘世锦指出，为了稳定经济增长，防止价格和产量短期内负向循环下行，有必要采取适度规模的刺激措施。但是刺激是有代价的，不是规模越大越好，非常规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通常并非最优选择。“我们把刺激作为主要的或者长久之策并不是好办法，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长期来看也不利于增长，防止形成刺激依赖症。”

　　他强调，刺激要为结构性改革赢得时间和空间。我们要用刺激+改革的办法，花钱建新制度，争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解决制约消费需求扩大的深层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具体来说，他提出几点建议：

　　一、大力度提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养老、社保、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短期重点可以由政府收购滞销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或租或售向新市民提供。

　　刘世锦表示，住房供求关系已经由过去的总量不足的问题转变为结构的问题，比如现在有农民工家里面可能有200平米的小楼，一年充其量回去一次，有的一年回不去一次，一晚上没住，一年365天，364天在城市里面，住的是地下室，统计的时候说住房面积挺大的，但是实际的住房状况很差。在总量过剩、价格下滑的情况下，都说房子多了，价格落了，但是仍然有大量的人群存在居住困难质量不高的问题。

　　同时，除了农民工之外，他建议，应该将房价偏高城市其它住房困难群体纳入保障范围。中国保障性住房体系实际是公共服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要加快探索建立并完善多层次多机制的住房保障体系，一方面可以加快房地产去库存，另一方面有助于在房价回落，相当多的家庭由于过去买了房子现在拿钱来还账，所谓资产负债表收缩的这部分人给他们解困，让他们能有一些资金用于消费。

　　二、5.5亿95%是农村居民的城乡社保基金、城乡居民养老基金，要思考如何筹资提升水平。

　　“每年都有刺激计划，现在都是以万亿为单位，比如你能不能拿出一万亿放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当中，这样人均养老金200块钱可以增长到600块钱，直接把钱发到这儿，你看看扩大的内需效果怎么样。”

　　另外，刘世锦还提到，应该探索把较大规模的国有金融资本划拨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2023年国有资本权益102万亿，国有金融资本权益30.6万亿，两项合计132.6万亿，可以考虑分布稳妥把较大规模的国有金融资本划拨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比如花10万亿的国有资本金融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假定这10万亿国有资本划拨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里面来集中运作，它能达到7%的收益率，那一年的收入就是7000亿。领200块钱的这些人每年每个月大概能增长300块钱，比过去的200块钱多出一倍以上。这样对扩大消费作用很大，城乡居民低收入阶层预防性储蓄相当高。有数据显示，往往收入比较多的人反而储蓄率高，他们担忧未来，有一些预防性的储蓄。同时，边际消费倾向也是最高的，把国有资本划拨低收入人群的养老保险将会把大量预防性储蓄转化为现实的消费能力，直接增加消费需求。”

　　三、以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带动第二轮城市化浪潮，提高城市化的比重和质量。

　　城市化比重相对比较低，制约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如何提升城市化比重？刘世锦指出，要以城乡结合部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委突破口，在城乡结合部开展城乡居民土地权利均等化、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利用的改革试点。在符合土地用途和建设规划的前提下，允许农村宅基地在集体组织之外流转，允许小产权房以合理方式进入市场，允许城乡居民入市交易。可以先做一些试点，形成可行的做法和经验之后，在更大范围推广。与此同时，在这个范围之内，可以试点开征房地产税。通过改革一方面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其中一部分收入也可以作为农民的社会保障，包括养老、医疗方面筹资，同时增加地方政府的税收。土地资源市场化还是有空间的，还有很大的潜力。

　　农民可以进城，城市居民可以下乡，给城乡居民双向创业、就业、置业以更大的空间，带动中国第二轮城市化浪潮。从国际经验来看，城市核心区一般居住人口30%左右，60%以上在核心区之外的都市圈范围，特别是城乡结合部范围，我国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这个区域如果搞得好，制造业、中低端的服务业可以聚集，基建和房地产也有一定的增长空间。

　　“通过这种方法提升城市化比例，这样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可能快速增长。我们希望用十年左右的时间，中等收入群体由目前的4亿人增长到8到9亿，这样中速增长期，服务消费占比就可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他说。

　　刘世锦认为，扩大消费的问题就是一个经济变量的调整，实际上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由来已久的重投资轻消费、重基础设施建设轻基本公共服务、重工业化轻城市化、重城里人轻外来人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农民工的政策导向需要变。要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和出口驱动切实转向由创新和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来驱动。加快改革解决中国消费比重结构性偏差的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这些方面是不可回避的，也是可以立竿见影的。

　　最后刘世锦强调，现在推动改革特别需要提振两台发动机，企业家和地方主要领导者的活力和创新精神。“中国式现代化一个是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各个地方的主要领导者创新精神实际也是一种企业家精神，这个也很重要。一个地方有没有好的领导者面貌完全不一样，这两部分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台发动机，或者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发展的两个关键少数，要采取得力措施、管用的措施，提振这两台发动机的活力和创新精神，不能躺平，不能避责安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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